陈丹青，平素一向保持短发，衣服的纽扣喜欢一直锁到脖颈——一个也不落下。黑色裤子，黑色皮鞋。洁净的脸庞，好大的眼睛，取来无框的眼镜戴上，粲然一笑：这些年写作，把眼睛搞坏了，这下我看清你了。举止优雅，言语不惊，哪是报纸上白纸黑字、千篇一律、写得分明的那个愤怒甚而偏激的人？媒体为夺眼球，有时难免简单化，画脸只画半张，色彩只用一种。取其一点，不及其余，尚可接受，要不得的是取了筐来，把人往里装，偏又不让争辩。陈丹青道：“各报的形容词，也真看得我心惊肉跳。‘拂袖而去’，那要古人的宽袖这才拂得起来；‘拍案而起’，我与领导谈辞职，彼此笑眯眯，谁也不红脸，国中单位的情面礼数，大家应该知道的。”
《退步集续编》首印十万册，为了配合出版社的宣传，陈丹青需要连轴转，被他自嘲为：接客。
你莫看陈丹青归国以来只是或黯然怀旧，或激愤发言，或批评城市，或笑谈鲁迅；一袭青衫，潇洒走动，风光无限。你又怎么知道作为画家的陈丹青，内心里有着怎样的思量？他的手上雪藏和酝酿着怎样的大作品？陈丹青终究不是做戏给“沉默的大多数”看的人。一个人坐在舞台中央，灯光明晃晃照着，他不见人，人则皆可见他，此番场景哪是这个聪明人的所好！回到画室僻静一角，他最终挥舞的，是手中的画笔，最终留世的，也许更会是他或旧或新的组画。所以，陈丹青所言之“退步”，或者他“退步”的姿势，套用老子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曰：
“退可退，非常退”，大约不错。
关于清华辞职：“我只是逃开，同时叫骂几句”
要说今日的读者，知道陈丹青的，首先是因为“清华教授辞职”事件，其次是因为《退步集》和《退步集续编》这两本书，再次恐怕才是作为画过《西藏组画》的画家。连陈丹青也疑惑先前哪想到回国教书呢？结果辞职走掉，更不料此事演成社会话题，从此好像欠了前世的债，给舆论逼成“批评专业户”。
自从到了高校教书，陈丹青和许多教授一样，每到招生的季节，必须面对一叠厚厚的硕士生、博士生报考表格，上面填写着考生的姓名、年龄、民族、政治面貌、学历。其中最要紧的，是政治、外语科目的分数。都说要不拘一格降人才，陈丹青感叹：一格一格，全是格呀！人的才气、性情、素质，统统变成了表格数字，哪里可以看得出考生是怎样一个人？
“普天之下，莫非体制。”陈丹青举了一个例子：当年国学研究院招生，四川一位18岁考生错过报名期限，独来京城求见梁启超与王国维，梁、王居然出见，略略问过来历，梁就想要他，王则引他进里屋考高中语文数理，约一小时半。翌日电话招那学生，即请门房将行李搬入宿舍，上课如仪。1978年，陈丹青自己投考“文革”后中央美院第一届油画研究生时，他在外语考卷上写下“我是知青，没有上过学，不懂外语。”随即交卷，离开考场。结果，那年陈丹青以外语零分、专业高分被录取。
时间轮转二十余年，英语和政治两课考试的严格限定，使陈丹青四年招不到一个硕士生，他慨然奔走，以无果而终。2003年起意辞职，他说是性格使然，“我顶喜欢尼采一句话：‘服从？No！领导？No！Never’”另外他也觉得年过五十，望见六十，希望重新在画布上扑腾。为此事，陈丹青小心躲着媒体，踌躇数月，终于还是被弄出了巨大的动静来，直到2007年春上走成，辞职这一私人事件已经世间纷扬，让他无处躲藏了。“我只是逃开，同时叫骂几句，就像小时候在弄堂打架，打不过，一路逃一路叫骂，骂给自己听听，也骂给别的弱者听听……”社会上渲染他“退出游戏”的决定，使他在体制内的同行面前感到难为情，甚至愧疚。“体制内很多人认真教书，正派做人。在妥协和不妥协之间，他们很难，很辛苦，我理解他们，尊敬他们。”
关于上海：上海是很好的“启蒙老师”
1970年，17岁的陈丹青开始辗转赣南与苏北农村插队落户。那时节，勾销上海户口几乎是所有上海人的晴天霹雳。陈丹青茫然离开曾经打架、追逃、斗蟋蟀、爬屋顶的上海石门一路老弄堂。他早年的主题性创作《给毛主席写信》，表现一群知青决意“扎根”农村的心意，而他内心却和成千上万知青一样，盼望回城。
1982年赴纽约定居，2000年：回国在清华大学执教。去国十八年，户口迂出上海则已经37年了。对上海这座城市，陈丹青说“我浑身上下都是‘上海因子’，虽然不确知那是什么。我的‘处世方式’里布满了上海‘密码’，因为‘布满’，而且是‘密码’，反倒难以举证。”
也许举这样一个例子可以管窥陈丹青的“上海情结”。1993年陈丹青回国探亲，第一件事就是想在上海街头吃碗阳春面，却怎么都没找到。“我心里胃里登时没着没落地，多年梦想的回国剧情才刚开幕，这第一出戏岂不就得泡了汤乱了套了？”幸亏有善解人意的老板娘喔哟一笑：现在没人吃阳春面啦，刚从外国回来吧？好，今天专门为你做一碗！而后，他骑上父亲的“老坦克”自行车，摁着车铃穿弄堂，故意吃几个“弹簧屁股”，听座下的小弹簧“咯吱咯吱”响。
“伤感主义并非仅指心头的思绪，怀旧离不开‘物质’”。喜欢在掌灯时分漫步走过哪条好弄堂走进去游荡的陈丹青，自称“像个鬼”，看人家收回晾出的衣服，门开门关，听弄堂外被隔离的市声。陈丹青说，这是一个50多岁的人的怀旧，个人的一些情感，不能太当真。儿时老屋已经没了，但“家”的感觉还在，“风吹过来，还是上海的风。”
“上海对我非常重要，它是伟大的启蒙教师。”陈丹青说，他无法想象自己出生在别的地方。“上海使我与欧洲不隔，这是‘最大的影响’，可是直到我中年造访伦敦巴黎这才明白。当然，‘油画’是上海于我的影响中至关重要的一环。我想起我是上海人，同时，莫名其妙想起油画。”
“来世投胎，我愿在上海，但不是今天的上海。”陈丹青指的是一个艺术的上海，“三十年代的上海岂止是中国文化的半壁江山，在亚洲也独执牛耳。中国现代电影史、油画史、音乐史、戏剧史、广告史，和一部分文学史翻译史出版史及所谓文化产业史，差不多就是‘上海史”。在陈丹青的印象里，尤其是从九十年代开始，文化的上海逐渐凋败了。他认识的几位文艺朋友在九十年代末兴冲冲去上海闯，不久又回到北京。搞文艺的不愿进来了，在上海的人也不愿出去了。而他们那时候都愿意出去，知青一代画家，有多少是从上海出去的？“这些年我招生的时候，很关心有没有上海的学生，请他们举手，结果几乎没有。”这使陈丹青感到怅然。
关于《西藏组画》：未完成的误读之作
1980年1 0月，陈丹青的《西藏组画》在中央美院研究生班毕业展上引起轰动，日后与罗中立的《父亲》并称为中国当代美术史的里程碑，逐渐变成一段神话。而在《西藏组画》声名大噪之际，陈丹青离开了中国。此后，他成为中国艺术青年遥远的楷模。2000年，陈丹青回国任教，闪耀的光环使今天的公众很难看清他的真面目。在看过批评家努力建构《西藏组画》的神话文字后，令人释然的是，陈丹青对自己的历史保持着隐忍、理性而诚实的态度。
“我画西藏组画时只想画得和米勒一样，追求我心目中法国式的现实主义。”陈丹青说，“我对西藏既不了解，也谈不上有多么深厚的感情，当年我把西藏的视觉经验当作法国绘画的替代，那是一种故意的误读。历史常被误读，西藏组画被神话，也是出于误读吧。”
“作为影响，假如真有影响的话——《西藏组画》是失败的，至少是未完成的。我们因缘际会撞上时代，但没有延续并展开当初的命题，构成坚实的文化脉络，就像第五代导演个个背离了自己的初衷。我们全都来自断层，没有欧洲人的深厚背景与文化准备，九十年代的创作理应超越我们，我想，其中凡是不受影响的家伙，才真有出息，例如艾未未和刘晓东。
上世纪80年代的所有探索是真挚的，但都很粗浅，急就章，它填补了“文革”后的真空。我的《西藏组画》实在太少了，一共七幅，算什么呢？居然至今还是谈资，我有点惊讶，但不感到自豪。
当时我就清醒认识到这一层。1980年10月我毕业留校，1982年元月我就走了。”
关于文学：归国七年出书五本
陈丹青的父亲说，对丹青小时候的印象，就是他非常自信，送他去学游泳，还没下水，他就觉得自己一定会游。陈丹青从小就喜欢游泳、音乐、文学、绘画，但其实一开始根本没有想到让他学画。陈丹青4岁那年，父亲就被戴上了“右派分子”的帽子，家里的书籍、画册被一扫而光。丹青难过得整天没说一句话。父亲劝他说“别难过，没有画册临摹，到公园、马路去画。”一次，父亲在打扫卫生时，在垃圾箱里拾到一张扑克牌，背面是色彩浓重的油画，原来这是一位侨居意大利的俄国著名画家的杰作《意大利姑娘》，他马上拿回家送给了儿子。丹青花了几个星期临摹，竟画得栩栩如生。
父亲这样评价儿子：在绘画时，丹青没有画高大全的人物；在写文章时，丹青敢讲真话
陈丹青说，他经历了非常匮乏的时代，少年时无书可看，在图书馆“偷”得一本《牛虻》，如获至宝。小学毕业后，他“突然遭遇鲁迅”，那时，《鲁迅全集》成了他唯一可看的书籍，却也让他可以全心全意地只读一个人的著作。14岁时，他替“右派”父亲写申述状，一点都不能出错，于是学会了技巧。40岁时，画画的陈丹青不料自己也作起文章来了，而且一如画画般流畅和充满快感。归国七年来，陈丹青已出了五本书，《退步集》和《退步集续编》之前的三本是《纽约琐记》、《陈丹青音乐笔记》和《多余的素材》。出第一本《纽约琐记》时，出版社印了3500册，担心销不掉。2005年出版的《退步集》，如今已是第十三次印刷，达到十一万册，并获得第二届“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”，且是获奖的10本书中唯一的人文书。2007年4月出版的《退步集续编》，开印就是十万册，有媒体认为是第17届全国书市“唯一亮点”。连陈丹青本人也诧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读者了，“是我招惹还是在被招惹？是如今的言论空间稍许放宽，还是仍旧少得可怜？或许都是原因吧。”
